澎湃新聞記者 林夏

11月27-28日，由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近代中國的科舉制度與考試文化”學術討論會在上海召開。來自中國社科院、華東師范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學者與會。受疫情影響，會議采取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共分八場進行，日程緊湊，內容豐富。學者就科舉考試內容、學額、生員入學年齡等問題做了熱烈探討。

線下參會學者合影

第一場由馬忠文（中國社科院）主持，曹南屏（復旦大學）、馬忠文評論。

李開軍（山東大學）的報告題為《江標〈為電〉論》?！稙殡姟芬晃氖墙瓨斯饩w戊子（1888）江南鄉試獲雋時的第二場五經文首藝，題目來自《周易》“說卦”“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一句。李開軍認為，《為電》是一篇形式上脫逸開八股體式之束縛，以富于文學意味的表現方式（駢儷、韻語、擬托等）寫成的傳播現代電學知識的論說文，其形式上的非八股品質、文學性和取信西學的傾向都比較鮮明。如果把這篇文章置于江標個人歷史中來觀察，《為電》等的寫作是他后來任湖南學政時（1894-1897）施教的預演。

楊齊福（浙江工商大學）的報告題為《戰時科舉：咸豐九年江蘇安徽鄉試借闈浙江舉行》。太平軍攻占南京后，江蘇、安徽咸豐五年的乙卯鄉試和咸豐八年戊午鄉試被迫延期。咸豐九年清廷舉辦己未恩科鄉試，江蘇、安徽鄉試借闈浙江貢院舉行，社會各界對此反響強烈。這次鄉試與歷屆鄉試相比既有諸多共同點，譬如主考官由皇帝欽派、考試內容為四書五經、各種弊端層出不窮；又有一些差異性，諸如考試地點、考官選派、考生選拔、選送人數。楊齊福認為，這次鄉試的舉行對當時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既振奮江南士子的人心，也留下時局動蕩的隱患，還實施了科舉自救之路。

蔣寶麟（上海社科院）介紹了其新著《清末學堂與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的寫作緣起和整體思路，具體從經費、財政的角度，闡述了科舉與學堂的制度聯結。

第二場由李開軍主持，蔣寶麟、李開軍評論。

梁志平（上海應用技術大學）的報告題為《清代科舉的社會流動性：基于學額的研究》。通過分析清代的學額制度，指出科舉制度的設計的確給了平民一個改變命運的上升通道，但高昂的求學和應試成本，是諸多平民家庭無法逾越的障礙，雖然清代各地都有資助科舉的賓興組織，但很難滿足所有考生的需求。同時，近乎百里挑一的學額錄取率，進一步降低平民家庭走科舉道路的決心。清代科舉社會流動性最主要還是地主官僚等有經濟實力和文化傳承的家庭和家族，在清代，祖上三代之上一窮二白的“窮秀才”絕對是少之又少。

郭文安（廣州大學）的報告題為《道光前期廣東新進生員及其中舉年齡（1826-1828）》。他以學政翁心存《粵東校士錄》為基礎，結合其他史料，指出清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八年，廣東新進生員2686人，其中有107人先后在廣東鄉試折桂，進學與中舉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8.9歲（實年）、35.3歲（實年）。值得注意的是，統計生員考取舉人的平均所需時間是以結果為導向，即計算士子在不同層級科考成功的平均遞進時間，應該以中式考生而非全體考生為統計對象。這107人由生員成為舉人的平均時間為12年。此外，清代士子報考科舉時普遍減歲。具體而言，無論童試抑或鄉試，清中期廣東士子的官年比實年大致都會少2歲。

葉鵬（復旦大學）的報告題為《清代生員入學年齡新探——讀翁心存輯生員名冊兩種》。他根據翁心存道光六年前后督學廣東所輯《粵東校士錄》及道光十二年前后督學江西所輯《西江校士錄》，提取4627名文生員、1757名武生員的入學年齡數據，統計得出文生員平均入學年齡為26.14歲，武生員平均進學年齡為21.8歲，加之官年現象的影響，實際入學年齡應當是文生員在27-28歲之間，武生員在22-23歲之間。前人研究樣本數量較少，樣本中具有高級功名者比重過高，因而導致了估算結果偏小。

第三場由戴海斌（復旦大學）主持，郭書愚（四川大學）、戴海斌評論。

李林（華東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為《“掄才大典”之另面——清代武科弊情及武科革廢考論》。武科選士，清代亦稱“掄才大典”。李林首先考述清代武場之防弊措施、作弊手段及懲處法則；次則結合官方檔案及民間輿情，并證以實例，揭示部分武科士子之弊端與其為患；再則梳理清季革廢武科之論爭與歷程，藉以管見其時政局變遷之一斑；最后略述武科廢除之善后舉措及社會反應，略及晚清軍事近代化及舊式武科轉型諸問題。

徐世博（暨南大學）的報告題為《清代貢院號舍添建活動考論》。他梳理了清代各地貢院號舍的數量變化和添建活動的概況，分析與之相關的學額、舉額、錄科定額、工程資金籌措方式等因素的特點及其演變過程，討論清代不同時期中央和地方管控鄉試規模的態度與能力問題，并力圖以此為線索，在西學東漸的橫向視角之外，為理解清末乃至清代科舉制度的興衰提供一個縱向視角。乾隆時期各地貢院停建號舍，嘉道以來添建號舍活動的復蘇和常態化，以及這類活動在清末迎來新高潮的這一連串變化，或可被視為清代科舉制度經乾隆改革后重振，再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條隱線。

裘陳江（華東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為《“為往圣繼絕學”：孔教會的教育事業》?？捉虝捌诘目捉虒W校多為各地支部自發發起的附屬機構，除了澳門孔教學校，其余后來多湮沒無聲。澳門孔教學校雖然也提倡儒學教育，但其規制和目的主要在于收拾華僑子弟，在殖民統治下維持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學生的基礎教育，同時偏于一隅，因此在孔教會整個宗教宣傳中并不重要。而孔教會總部和首腦在民國初年忙于國教運動，無暇專心于會務和機構的建設，導致在國教運動失敗后，被迫轉而進行最基礎的“孔教”教育和宣傳，孔教大學及其附屬學校的創辦成為其重要任務和宣傳窗口之一。但是孔教大學等的創辦，與孔教總會堂的建設關聯，在陳煥章等人的初衷是要將二者合并進行，互為支撐，并以此來吸引社會關注和捐贈。但由于孔教總會堂建設的失敗和社會上對經費去向的質疑，以及后來孔教大學凋敝的狀況，使得這項本來立意神圣的事業繼續抹上了不光彩的顏色，甚至淪為笑柄。

第四場由瞿駿（華東師范大學）主持，蔣勤（上海交通大學）、王夏剛（大連大學）、瞿駿評論。

戎恒穎（復旦大學）的報告題為《宋代貢舉再探——以中、法考試理念比較為視角》。她以北宋中期（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為例，將中國科舉制度與法國的大學?？荚囍贫缺容^研究，并選取北宋時期的貢舉省試答卷作深入探討。通過結合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同時扎根于宋代的文本，在比較視野下，重新探討宋代科舉的一些現象，關注其對高層官僚文化感召力的重視，理解其士大夫“文化貴族”的心態，分析其官吏二途背后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

陳尚敏（蘭州城市學院）的報告題為《書院革新、科舉改章與清季甘肅士人思想變化》。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科舉廢止，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恩科鄉試就成為中國科舉史上的最后一科鄉試。對甘肅而言，癸卯恩科還是唯一一次按新章舉行的鄉試。陳尚敏通過該科《甘肅鄉試闈墨》所收錄的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文章，描摹甘肅士人的思想變動，并指出其與陶模、崧蕃兩位陜甘總督推動下的蘭山、求古兩所省級書院教育革新密不可分。

蔣碩（浙江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為《晚清上海西人譯介中國科舉與八股文——以晁德蒞〈中國文化教程〉為中心》。晚清上海徐家匯地區的天主教神父晁德蒞編譯的拉丁文五卷本《中國文化教程》，是一部供來華傳教士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的課本，也是一套中國古代經典的文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該書第五卷是迄今最大規模的八股文西譯，譯者認為八股文眾體兼備，是中國修辭的集大成者。晁氏選用古羅馬的拉丁修辭學對譯并闡釋中國傳統修辭，涉及修辭手法、修辭格、文體風格、八股文篇章分析等問題，將中西古典修辭進行匯通，并將中國修辭傳播到西方。蔣碩指出，一般認為中西修辭學系統性匯通要晚至民國時期才開始，但是晁德蒞在晚清時期就將八股文的修辭體系進行了較為完整的譯介與匯通，使中西古典修辭匯通的年代提前，對中國修辭學史及比較修辭學具有重要意義。

苑津山（浙江大學）、林傳舜（復旦大學）的報告題為《清末變局中的“他者”認同：丁韙良頌揚科舉的時代因由》。清末社會圮塌，國人送葬科舉的哀聲、西方傳教士批判科舉的靡音連綿不斷，丁韙良卻與之截然相反，發出了頌揚科舉的鴻鳴。丁韙良認為科舉有對民間百姓、對科舉本身、對清廷和對西方有四處利好，即公平度才為先、激勵測評競爭、制衡穩定士人、本國推介考試。苑津山、林傳舜認為，丁韙良頌揚科舉是基于熱愛漢學的興趣、周圍士人的形象、綿里藏針的宗教、抬高中國的造勢的四維立場，應以丁韙良頌揚科舉管錐當代啟思：認識一方文化才能有深刻評價、對我國古代考試文化積極認識、理性看待之于中國文化的他者。

張林杰（宜賓學院）的報告題為《廖平〈會試朱卷〉考論》。中國近代著名經學大師的廖平參加了光緒十五年會試，通過對他的《會試朱卷》版本、履歷頁、科份頁、文章等考證，張林杰發現，盡管廖平本人一再聲稱自己是己丑進士（即光緒十五年進士），但他的《會試朱卷》卻明明白白地寫著他是庚寅進士（光緒十六年進士）。國家圖書館所藏單行本廖平《會試朱卷》并非該館所標注的光緒十五年刻本，而是光緒十六刻本。該單行本為廖平《會試朱卷》諸版本中最為完整的一個版本，通過該版本可以糾正《廖平全集》本《會試朱卷》中文章之錯誤排序以及所缺之文字。

會議現場

第五場由楊齊福主持，裘陳江、徐世博評論。

郭書愚、李宗庾（四川大學）的報告題為《清季改書院為學堂的實際運作和社會影響——以校士館為中心的考察》。清季“新政”之初，一方面竭力推動各地立改書院為學堂；另一方面低調默許各省辦校士館或保留個別書院，緩解書院停辦對舊式讀書人的巨大沖擊，以及給地方政務運作帶來的壓力。各地主政者在具體辦理時，普遍注重安撫相當數量因書院改學堂而失去生計的“舊學寒儒”。但無論校士館還是保留的書院，乃至?？婆e的善后舉措，皆明顯忽略在“培才”層面提升其因應時代需求的能力。全面落伍于時代的該社群持續掣肘新政學務的實際運作、困擾新舊教育轉型進程。

王藝純（復旦大學）的報告題為《清末第一次歸國留學畢業生考試述論》。光緒三十年（1904年），針對直隸總督袁世凱上奏，學務處擬定留學畢業生考試章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年中舉行第一次留學畢業生考試，分為學務處考試與保和殿覆試兩場，分別考察留學所學科目與經史論說。共有14人通過考試獲得出身獎勵與賞賜官職，分別以翰林院檢討、分部主事、內閣中書及分省補用知縣的職位選用，后分別被奏調回到原處或商部、外務部等處任職。此次考試引發了廣泛的輿論反響，考試重“空談”而非“實學”與官職任用“所用非所學”是主要批評方向。然而，清廷內部官員與時人對于“實學”實際上有著不同層次的認知。清廷在考試的實際操作層面，又存在種種曲折。

張亮（四川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為《晚清四川童試中槍架、老彎匪患的整飭與清肅——以“盧文斗案”為中心的考察》。晚清時期，槍架、老彎成為擾亂四川童試試場的一大亂源。同光之際，曾任四川學政的張之洞，開啟整治老彎、槍架的序幕。光緒六年，敘永廳童生劉懷治在考試期間，被槍架、老彎盧文斗、陳世玉等騙去銀三百兩。劉懷治之師文生龍沛霖對此極為憤恨，遂向學政陳懋侯狀告匪徒盧文斗等人。陳懋侯對此極為重視，沿用張之洞所擬清查與整治辦法，結合龍沛霖所呈的槍架、老彎匪徒名單，抓獲部分匪徒到案，雖未能抓獲盧文斗等人，但對四川試場的匪患仍有一定的整飭和震懾作用。光緒九年，邵積誠在任四川學政期間，終于抓獲盧文斗及其團伙，沉重打擊了活躍于四川的槍架、老彎團伙。此后，四川童試的槍架、老彎等弊大減，試場積弊得以清肅，晚清生童歲科試因此獲得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六場由梁志平主持，李林、梁志平評論。

張仲民（復旦大學）的報告題為《“廢科舉者，興科舉也”：清末最后的“雜試”與“朝考”》。清代科舉制度內容包羅廣泛，除了平常所知的院試、鄉試、會試、殿試等考試層階之外，還包括各種補充性的“雜試”，如優拔貢考試、生員考職、保送舉貢，此外清廷不定期舉辦的經濟特科、舉薦孝廉方正、舉薦博學鴻詞等考試。只是在鄉會試存在的大背景之下，這些考試的成色不足，由此得來的功名雖算正途，出路卻一般，故不太為科舉中人看重。但伴隨清廷立?？婆e政策的出臺，這些輔助性考試的地位在新環境下大受清廷重視，遂引發了時人、時論極大的參與熱情和關注度。張仲民梳理了這些輔助性考試，并藉此反思科舉立停造成的社會效果問題，進而從制度史角度重新審視所謂“廢科舉”與“興科舉”這兩個看似矛盾實則相輔相成的重要悖論現象。

柯麗玉（廈門大學）的報告題為《同途殊歸：清末民初末代秀才的出路及退路》。鼎革之際青年一代的出路選擇，折射著中國近代社會轉型走向?？婆e廢除前夜，讀書應考仍是士子的日常生活狀態，社會功名意識并未弱化；科舉廢除后，社會提供的多樣化出路于青年秀才大多可行，只是出路總體量未必增大，導致謀生之路曲折坎坷。社會趨新大環境下，不斷接受新學者跟上了社會變革步伐；而屢屢失利退回鄉村者，在精英缺失的鄉村亦受尊崇，以新舊雙重身份被鄉民與新政所需，助推著鄉村社會轉型，展示了轉型時期鄉村紳民矛盾斗爭關系外的另一面向。清末民初的鄉村社會為時代失利者提供了一條退路，其或對科舉立停造成的反體制力量具有削弱作用。

王亞飛（華東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為《從新學制對舊學教育的規劃再思科舉的罷廢》。新式學堂普遍存在重西學輕中學的傾向，使得傳統舊學的前景堪憂，這不僅阻礙著學堂教育的全面展開，而且成為反對停廢科舉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在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學的同時，仍堅持“舊學不可棄”。舊學與新制如何兼容聚訟不已。張之洞在擬定全國學堂章程時，力圖通過提升舊學的地位和比重，構建一個遠勝于科舉時代的舊學教育愿景，以徹底解決科舉與學堂之爭。此舉多被時人及后之研究者視為“守舊”，實則起到以退為進的務實效果，清末的教育改革因此獲得重大推進。不過，舊學雖進入新制且比重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張之洞仍秉承著其自戊戌以降“以簡約方式保存舊學”的思路，堅持學堂教育要以西學為重。

第七場由陳文彬（復旦大學）主持，陳尚敏、徐佳貴（上海社科院）評論。

王明前（廈門大學）的報告題為《太平天國基礎教育制度的缺失與科舉制度的演進》。太平天國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基礎教育制度，教育內容也只局限在宗教意識形態一隅。太平天國統治下的兒童，因為缺乏基礎教育制度的規訓，加之太平軍貴族有意識訓練其成為戰爭工具，失去了本來應該接受啟蒙教育的社會化機會。太平天國前期科舉制度，并沒有建立在基礎教育制度之上，說明太平天國缺乏長遠眼光，而只滿足于依靠科舉暫時取一時人才之需。洪仁玕在規范科舉考試形式的同時，并未以此為契機科學規劃基礎教育制度。后期科舉，基本落實了洪仁玕的規劃，考試內容也仍然以基督教內容為主。但是一方面，常熟科舉中不斷出現儒家經典內容，無異為后期科舉的異響；另一方面，鐘良相濮院“仁政”在嘉興科舉上也有表現。太平天國盡力發揮鄉官的主觀能動性，利用鄉官掌握社會資源的有利條件，動員文人參加科舉。

許虹（武漢大學）的報告題為《從科舉詩看清代書院師生舉業心態》。圍繞科舉考試，清代書院師生創作了一系列科舉詩。這些科舉詩真實還原了師生們對于科舉考試的所思所悟。因為身份和閱歷的不同，師長、生徒對科舉的認識和心態存在一定偏差，即師長看得更遠，以學術傳承、親君親民等內容為目標，心態也頗為平和；而部分生徒的追求并沒有如此高遠，甚至專以書院考課優勝的膏火費為養家之資，科舉登不登第則無所謂。其心態也呈現出多種傾向，或功名心切而一意奪冠，或希冀一第而愈挫愈勇，或暗含譏諷而冷眼旁觀。但這并不妨礙師生間的情感交流，書院也始終承載著師長們的教育理念與理想，并且愿意接納生徒們追求與人生的不同。

季洪斌（江蘇省徐州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報告題為《〈對讀硃卷〉及其在科舉考試中的應用研究》。他通過對一例光緒23年甘肅鄉試的《對讀朱卷》中讀生、同考官、主考官的閱卷墨跡、各類管理人員的15枚印章及《對讀朱卷》上各種符號表達的研究，再現一百多年前的科舉考試場景。

第八場由安東強（中山大學）主持，左松濤（武漢大學）、韓策（北京大學）、徐進（山東大學）評論。

王夏剛的報告題為《晚清院試錄取率研究》。王夏剛指出，晚清學政日記中有學政在工作過程中記載的第一手數據，以之為基礎來計算院試錄取率，有其可靠性。從目前掌握的數據來看，湖北省的錄取率最高為駐防童生，為16.5%。其他考生最高錄取率為8.9%，最低錄取率為3.7%。甘肅錄取率最高可達到48.8%，最低也達到了10%。貴州錄取率最高為8.2%，最低為6.8%，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院試錄取率受學額的制約，但考生人數是影響院試錄取率的關鍵。晚清時期，由于縣試、府試不按照學額比例選拔，致使應試童生較多的地區院試錄取率偏低。由于學額不同，導致同一地區的不同縣，同年入學的生員有時會出現較大的水平差異，讓學政在衡文時難以掌握平衡。晚清廣額的推行，也使部分學政認識到生員水平逐漸減低，并帶來管理難題。

李芬（中國社科院大學）的報告題為《晚清鄉試主考官的欽差生活——沈炳垣、孫毓汶、俞陛云赴四川日記比較研究》。清代鄉試主考官通常經過考試從翰林院編檢中選拔，對大部分翰林而言，這是他們仕途和生活經歷中十分重要的階段。一些考官留下的紀行日記是反映鄉試考官群體欽差生活的重要文獻。沈炳垣、孫毓汶、俞陛云先后于咸豐二年（1852）、同治六年（1867）和光緒二十八年（1902）充任四川鄉試主考官，通過對這三位考官蜀地行程日記的比較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他們入蜀、出蜀時的日常活動、所見所聞和心理感受。雖然都是赴川履職，卻因時代和環境變遷，以及個人因素的異同而有所差異，因此，三位鄉試考官的欽差生活也反射出近代社會變遷的痕跡。

鄭寧波（華東師范大學）的報告題為《山東抗日根據地整風運動中的考試》。在膠東戰略區的農村，一些既有的整風措施難以發揮作用，缺乏力度，影響整風效果，組織考試是更有力度的措施，也對整風參與者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最后的綜合討論環節，與會學者進一步交流、探討。安東強認為，在今后的科舉研究中，大數據是個可以進一步開拓的方向，多學科綜合研究也非常重要。馬忠文指出，與古代制度史研究不同，近代史可以把制度史和社會生活史結合起來，像清代科舉制度史就需要更多的日常生活研究，把科舉和生活體驗聯系起來，要注重日記、筆記等材料，多做一些個案研究，這樣才會使科舉研究更加親切、自然。馬忠文還指出，很多量化史學的統計結果其實不超出經驗范圍，研究意義有待加強，量化史學需要深化。

李開軍認為，科舉文獻存世的史料是非常龐大的，可以加大影印出版的力度；八股文之于晚清的影響還有待研究，這也需要文學研究者與史學研究者的進一步合作。左松濤指出，很多史料存在矛盾，用同樣的材料甚至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究其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先有一個全國性的通識，再用這個通識去解釋地方，這是基礎性研究不夠、歷史訓練之中簡單化造成的。

李林總結到，本次研討會解決了很多基礎問題（比如什么是學額、學制），也探討了不少科舉的具體操作（童試基層、鄉試考官、貢院號舍、太平天國、借闈考試、武科、經費問題）；在視野方法層面，運用中西對比的視角，進行統計分析、可視化呈現；此外，還拓展了基層檔案、地方文書，學政、考官日記、細致考卷等等文獻材料。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劉威